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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时空主持人 《东方时空》创办20周年 唤醒电视圈内圈外人

导语:20年过去了,当年《东方时空》的兄弟们,大多数人都已成为了白岩松自嘲的“既得利益者”,如何能不成为拦路者,白岩松觉得,“做一个怎样的中年人,有时候比做怎样的一个青年人要难得多”。资料图1993年5月1日,央视的新节目《东方时空》在早晨亮相

20年过去了,当年《东方时空》的兄弟们,大多数人都已成为了白岩松自嘲的“既得利益者”,如何能不成为拦路者,白岩松觉得,“做一个怎样的中年人,有时候比做怎样的一个青年人要难得多”。

资料图

1993年5月1日,央视的新节目《东方时空》在早晨亮相。《东方之子》《金曲榜》《生活空间》《焦点时刻》四个风格不同的栏目让观众眼前一新,“看完《东方时空》,就像刚从南方的早市上拎回一条扑腾腾的活鱼和一捆绿油油的青菜。”一位观众这样评价道。在这之后的日子里,台前幕后的那些有活力的人开启了中国电视“把宣传变为传播”的变革,这个节目改变了观众打开电视的时间和收视观念,也改变了一大批年轻新闻人的命运轨迹。

最早的《东方时空》让电视人站在观众的角度上去看待新闻。“关注老百姓”是其最核心的理念,在当时,把电视台采访者和普通观众之间的视角拉为平等,是这个节目最大的创举。早期团队成员之一张洁回忆说:“当时《东方之子》是拍成功人士,制片人时间的要求是平视,不能是仰视。《生活空间》的理念定位之后,天然有一种俯视的倾向,制片人陈虻也要求,必须要把俯视变成平视。平视的后面是对每个个体的尊重,这是这个节目最革命性的东西,也是我本人收获最大的。”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生活空间》里的那些关于普通百姓的纪录片,一度成为中国观众真正的纪录片启蒙,而“音乐电视”栏目里播放的原创MV作品,不仅捧红了一批新歌手,其中的拍摄理念,至今看来仍然前卫。1996年,《东方时空》大幅改版,整体节目向新闻资讯类过渡,虽然这次改版有褒有贬,但不可否认的是,此时的《东方时空》已经走向“正规”。

从《东方时空》里成长起来的白岩松,如今已经成为中国最着名的主持人之一,回忆起当初的时光,他感慨,在节目1000期之前,他们经历了一段“回忆里都会觉得不正常”的时光,他说,这个“不正常”一点都不含贬义,后面的“正常”也不含贬义,“一个栏目的成长如此,一个时代的成长也是如此,为什么每一个时代写故事,大家都愿意写它早创的时候?”

20年过去了,当年一起创业的兄弟们,大多数人都已经慢慢成为了白岩松自嘲的“既得利益者”,如何能不成为拦路者,白岩松觉得,“做一个怎样的中年人,有时候比做怎样的一个青年人要难得多”。他感到庆幸,自己拥有了一段“怎样去做一个最棒的青年人的时代”,自己也做到了。他说,如今不该是“守在中年人的岁月里回望自己曾经有个多么牛的青春,然后感慨青春不再”,而是应该继续思考“能不能做一个很牛的中年人”,再往后“我怎样做一个更牛的老年人”,他总结道:“这才是东方时空的精神。”

在这个节目创办20周年之际,我们寻访了大量曾在或仍在《东方时空》的台前、幕后的工作人员,他们的回忆也构成了此次的主题:纪念,正是为了出发。

在第一期《东方时空》节里,《东方之子》的人物是济南钢铁厂厂长马俊才,《金曲榜》是杨钰莹的《谁也不知道》,《生活空间》是“夫妻关系大家谈”,讨论男人该不该留私房钱,《焦点时刻》采访的是影星下海现象。早晨六点多,整个栏目仅有的三十来人全聚到二楼的机房。9年后的年会上,新闻评论部自编自演了一个节目来纪念这个时刻,敬一丹字正腔圆地朗诵:“开播了,开播了,开播了!激动人心的一刻到来了!《东方时空》晨曲像一声清新嘹亮的号角,唤醒了沉睡的观众。”如今敬一丹笑言,那次年会上的主持被大家开玩笑说是她最好的一次主持。

创建者之一孙玉胜在《十年》一书中回忆,创办《东方时空》时,最大障碍就是人的问题。早间不是黄金时段,没人能对这个节目的前景予以承诺,台内的职工也没多少人愿意离开安逸稳定的原部门,去一个注定要起早贪黑的节目。所以人才的聚集从一开始就面向台外和社会。孙玉胜发现,这扇大门一旦打开,才知道大量精英其实已经在央视周围徘徊多年。

现在回忆起来,大家不约而同把当年《东方时空》比作电视界的深圳,一种强大的感召力让他们从四面八方会集而来,新闻改革的实验正从这里开始。老员工徐斌说,在某种程度上,当时怀揣着理想的他们,对电视、对新闻有着对艺术般的向往。

启动资金 20万借款开播一月还清

1992年八九月,央视希望开辟早间节目版块,经过反复商讨,抽调孙玉胜、梁晓涛、童宁、王坚平、时间、孙克文、张海潮七人,研发创建《东方时空》。这七个人是《东方时空》最早的灵魂人物,后来大家称他们为“七君子”。

初创时,《东方时空》没有一分钱经费,也没有一台电脑,所有的报告都是孙玉胜手写的。节目开播前,向台里借了20万元作为启动经费。借钱办节目,在中央电视台是破天荒头一回。1993年元旦,当时的新闻中心主任李东生建议孙玉胜写个报告给台里,把早间节目的特殊政策固定下来,孙玉胜认为这个建议意义深远,他执笔写的报告用上了“承包”这个词。节目开播一个月后,迅速用广告收入还清了这20万元借款。

但在当时的《东方时空》,员工收入并不算低,据老员工回忆,基本工资是六百,最终月薪差不多能拿到两三千,而且播出的片子多,就能拿更多。

招聘人才 来自各地的高智商打工仔

原本在云南电视台过着安稳日子的张洁,偶然看到了《东方时空》,后来成为《东方之子》其中一员,在第一年的年会上,他听到白岩松说:“为什么我们能做出这么牛的节目?就是因为这个栏目解决了一批来自全国各地的高智商打工仔。”张洁说:“我当时一下就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从全国各地来到这个节目的“文化北漂”中,有记者、编辑、纪录片导演、老师,还有诗人、学生、演员和无业者,早期的成员都是互相推荐来的,时间是崔永元大学同学,他就把崔永元拉来当策划,而崔永元又介绍来师弟白岩松。张海潮把盖晨光拉进《焦点时刻》,盖晨光又和水均益是同学,就把水均益也拉到《东方时空》。

水均益毕业于兰州大学外语系,被分配到新华社,1993年初开始参与《东方时空》节目策划,在采访中水均益说,当时每走一步,都会被人拿来当范本,“可是当时我们根本没有任何依据,不知道应该怎么样去走。”白岩松之前在《中国广播报》做音乐版块策划,他回忆说,《东方时空》当时只是给了一个蓝图,“和骗子的唯一区别就是认识人推荐的。”后来执导纪录片《故宫》的周兵,当时也是毅然辞去在兰州电视台的公职,孤身开始了北漂生活。

老员工徐斌回忆说,很多人觉得那段日子是一种简单的快乐,“有个同事把1994年的登机牌全留着,一共57张,等于是一年有半年在跑,大家没觉得苦,而是干活的快乐和冲劲。”

竞争机制 每月第11名卷铺盖回家

加入《东方时空》后,大家面临的第一堂课就是学习观摩。张洁回忆,“当时有好节目,就组织大家都来学习观摩。节目组每个季度都评奖,大家都很在乎这个奖,如果获过一次金奖,职业自信马上建立起来了——换句话说,就不太容易被节目组开了。那个时候评片子非常激烈,同事话语间不留情面,刀刀见血。”同事间也会吵架打架,但吵完就完,还一起喝酒。

没钱没房都没让他们退缩过,只有一件事让编导们寝食难安:在制片人体制下,编导们每月都进行10名以内的排名,第11名得卷铺盖回家。《东方之子》的编导张朝夕在一次排名中排到了第11名,他好不容易求得第二次机会,一个月之内编出了十几个节目,终于得到了时间的认可,留了下来。“那时我真的是战战兢兢,如果做出的片子不被团队认可,我马上就失业了,但我也不能回兰州了,因为我已经辞职了,如果我拎着箱子走在大街上,都不知道该去投奔谁。”周兵对此记忆深刻。

《生活空间》的编导高长力对那段痛苦日子也又爱又恨,“片子播出了才给你报销相关费用,我的片子连续被毙了两个之后,所有的摄像都不跟我合作了,跟你白干活儿啊。”高长力跟着北京市面上卖冬储大白菜的板车,最终做出了一个名为《大白菜便宜了……》的片子,这个有着丰富百姓生活气息的选题马上通过,后来大家每次介绍高长力时都会调侃:“他是卖白菜起家的。”

集体生活 六里桥半地下室里解决一切

最初团队成员里的编辑、摄影、技术,都是“三无人员”:无住处、无北京户口、无正式工作关系,大家集体住在六里桥的一个招待所。半地下室里,七八间房子,一个长走廊分成两边,一边是机房、办公室,一边是宿舍,有厨房和厕所。几间小屋子里,大家的吃喝拉撒睡,工作、学习、恋爱,烦恼、幸福全在那儿。

大家的“家长”是时间,“二当家”就是白岩松,因为他是唯一有洗衣机、冰箱、全套家具的人。头一两年,只要节假日,白岩松就会让老婆做一顿饭让这些北漂的人坐在一起吃。地下室的两套房子里,声音很难隔绝。白岩松是一个发烧友,每天早上,估摸这帮人睡得差不多时,他就用自己的音响把大家叫醒。他会播放最快节奏的迪斯科或者舞曲,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大家都在这种音乐声中起床。

地下室发生过很多有趣的事。时间请了一个安徽保姆天天给大家做饭,阿姨刚来时还挺好,后来对大家态度越来越差,所有人都觉得纳闷。有一次张洁跟她聊,阿姨拿出暂住证说:“我有这个,你们有吗?我听说你们连暂住证都没有。”

一次大雨之后,地下室进水严重,时间就此解散了大家的“集体生活”,让大家出去自己租房子住。就这样,大家的六里桥生活结束了。

■ 逝者

陈虻:做节目,先做人

在《东方时空》创建当年的年底,中央电视台台长杨伟光第一次设立台长的奖励基金,第一个获奖者就是《生活空间》制片人陈虻。

1993年夏天,陈虻出任《生活空间》制片人。见过陈虻的人都会对他的外貌留下深刻印象:一个干净而又文质彬彬的年轻人,半长的头发、干净的衬衫搭着米色长裤,他的帅气和才气吸引着所有女同事的注意。陈虻做节目最核心的观点就是:做节目,先做人。在他的带领下,《生活空间》变成了一档最受老百姓喜欢的栏目,“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这句节目的标语也成为百姓念念不忘的句子。在《生活空间》工作过的纪录片导演,在此后的职业生涯里,仍然或多或少地受着陈虻影响。

2008年12月,陈虻因胃癌去世。时间曾说,陈虻的离去对他而言,让他感受到了从来没有的孤独,“他是我最好的朋友,现在战友没了,战壕也没了,再也没有冲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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