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头脑和不高兴话剧 戏剧与电影离婚 大师已与电影越来越远

钱钟书与杨绛

本站专稿

1979年，北京电影学院教授白景晟曾撰《丢掉戏剧的拐仗》一文，中国电影的大理论家钟惦斐也着有《戏剧与电影离婚》。这对于刚刚打开国门的中国电影人而言，不啻是枚深水炸弹。错愕者有之，拥护者亦有之。这里不讨论“戏剧的不可还原性与电影的批量生产”之间所造成的在场域上的差异，也不深究电影与戏剧在物理时间上的可逆和不可逆，又或者此观点对后来的中国电影创作带来哪些显性的影响。

电影是否真与戏剧离了婚，而成为一种纯而又纯的视听共置？但我们几乎听不到电影要与文学分道扬镳的传言，又或者说电影仍与文学保持着如胶似漆的紧密关系。中国第二代着名导演，也是在美国留学深造归来的理论家张骏祥就曾说过：电影就是文学艺术

最直接能体昧到的电影与文学的紧密，乃至依附的关系，即中外电影都有大量的文学改编的实例。早期中国电影、从四大名着中获得题材上的优势、以及业已形成的群众基础，就已屡见不鲜。直至今日，《西游记》仍是最大的IP。《大闹天宫》、《大圣归来》、《三打白骨精》之所以能在市场上掀起滔天巨浪，若究底的话，还得从吴承恩那儿来。

现当代的文学大家的作品更是频繁地被搬上银幕，如鲁迅、巴金、茅盾、沈从文、许地山、张爱玲、张天翼、郁达夫、柔石等，再到杨沫、梁斌和赵树理。直至张贤亮、王安忆、白先勇、陈若曦、梁晓声、余华、苏童、王朔、方方、毕飞宇、陈忠实、王小波、严歌苓、池莉、刘恒、莫言、史铁生、阿城、刘震云。这些名单，还可以一直写下去。同时，我们还将日本、前苏联、哥伦比亚等地的文学作品进行了本土化的改良。

不难发现，仅中国电影而言，它仿佛一直保持着与文学共舞的步态。但在中国电影全面被经济利益驱动的今天，虽有《白鹿原》、《万箭穿心》、《推拿》等文学改编作品，包括即将上映的《我不是潘金莲》。但这显然不是主流，文学作品远离视听手段，还不是最令人疾首的。而是电影中的文学性的广泛缺席，才是最令人摸不着头脑的。

什么是文学性，不仅涵指曲折跌宕的情节、典型生动的人物形象，也不完全是看它处理矛盾时，是否齐备具纵深感的个性风貌。在我这儿，主要看他是否具有灵动的色彩和超验的指涉，再具体一点的说法，它能否获得对生命的非原则性的体认。

《老男孩》有种不寒而栗的诗意

稍微举例的话，《老男孩》就比《杀人回忆》更具文学性，这里还不是指前者是根据一准文学性作品改编，而后者取村于一真实事件，而在于朴赞郁能将生命放置到一个他所能预设的真空里，获得一种自足或自戕，一种经由想像方能完成的可能性。也可以说，它比《杀人回忆》更富有诗意，虽然这种诗意让人不知所措兼不寒而栗，但它却更深隧地进入这个世界的“局部”真相。

对，就是诗意，它是文学，也是一切艺术的源头。

电影是什么？抑或电影不是什么？在学术界一直各执一词，一些学者愿意在电影的特性之外，如剪辑对固定时空的重组、如纵深镜头对想像性空间的延展、如声画关系与受众感官的对话。将其根脉性的电影语言搁置一边后，看能否重新确定电影在人类学的定义，继而研发出影像在表达上更为开阔的可能性。但万变不离其中，诗意是所有有“追求”的电影，都殚精竭虑所要完成的“行为”。

《阿凡达》具有人类肆意驰骋的想象力

你欲与大众共鸣也罢，你在个体的光芒中揽镜自赏也好。真正要发光发热起来，一定会有诗意与你同行，不说那些泛意义上的艺术电影，就拿全球票房总冠军《阿凡达》而言，你从仙气缭绕的莽莽群山间、晶莹剔透的奇花异草中，能领略到人类想像力的恣意驰骋，还有诗意的流淌。

当下中国电影文学性的缺失，说到底，还是诗意的离席。我们所看到的，是没头脑兼不高兴之余的耀武扬威、是以感情为名实际仍是一笔交易的你浓我浓。说到底，还是与物质的深情相拥，独独缺乏精神上的自给自足。这也是对人性能在石缝里尚能倔强生长的绝对怀疑，是对我行我能之类的成功学的盲目乐观。所以，中国电影欠缺文学性或诗意的表象背后，是因“人”这一物种的不在场所带来的失望与希望皆不计较的假慈悲和空欢喜。这应不仅仅是当下中国电影的文化沉痾，还有更深刻的命题让我们期盼着来日方长，又或者是道阻且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