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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道主义危机 郑永年:“超级全球化”与人道主义危机

导语:▲冠状病毒引发全球人道主义危机。冠状病毒引发全球人道主义危机。每天都有无数人生病,无数人死亡。从健康到生病再到死亡,并不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如果说生命是人类社会的基础,那么人类智慧的意义在于拯

▲冠状病毒引发全球人道主义危机。

冠状病毒引发全球人道主义危机。每天都有无数人生病,无数人死亡。从健康到生病再到死亡,并不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如果说生命是人类社会的基础,那么人类智慧的意义在于拯救生命。不难理解,自从冠病爆发以来,人们展开了新一轮的政治制度辩论,即哪种政治制度更能挽救生命,更能体现生命的价值。

一直高举自由主义旗帜的《经济学人》于2020年2月18日发表了题为《冠状病毒等流行病在非民主国家更致命》的文章。通过分析1960年以来的所有流行病学数据,发现“在任何特定的收入水平下,民主国家的流行病死亡率似乎都低于非民主国家”。文章认为,主要原因是专制政权“不适合处理需要公民和统治者之间信息自由流动和公开对话的事务”。

《经济学人》发表这篇文章的时候,西方的疫情还没有后来那么严重。今天,《经济学人》可能不得不考虑是否有可能发表这样一篇文章,因为很难有经验证据来支持这样一个宏大的断言。冠病猖獗,没有国家认同,更谈不上政治制度认同。

人们不做民主国家和非民主国家的比较,比如中美的比较,这种论断不能解释西方的疫情。西方民主国家一直被视为言论自由和信息自由流动的典范,拥有世界上最发达的经济和先进的医疗卫生体系。这怎么解释西方面临的严重的生命危机?

冠病暴露了西方国家的问题

当皇冠病开始在美国蔓延时,特朗普总统宣称美国是安全的,因为它是世界上最富裕的经济体,拥有最强大的医疗体系和最好的医疗技术之一。美国人感觉不到这种安全,因为口罩、洗手液、防护服、呼吸机在这个时候都能给人带来安全。在没有这些医疗用品的情况下,最强大的经济体很难为普通人提供安全。

医疗用品短缺是显而易见的。4月3日,纽约州州长科莫在每日疫情简报会上向公众展示了纽约州医疗防护设备的短缺情况,呼吁纽约州厂商改变生产方式,加快生产速度,并承诺向改变生产方式的公司提供资金援助。会上,科莫拿起一个N95口罩说:“真不敢相信在纽约州和美利坚合众国,我们连这些材料都做不出来。我们都必须从中国购买这些材料。我们也互相竞争中国材料。这些都不是复杂的材料!”

病床不足,人工呼吸器,一线医护人员缺乏必要的防护装备,底层民众无力承担高额医疗费用,这些都是冠状病毒疫情暴露出的美国问题。

与其他民主国家相比,美国的医生、床位和人口比例较低。美国卫生政策非营利组织凯撒家庭基金会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美国每千人只有2.6名医生,低于意大利的4名和西班牙的3.9名;虽然美国的整体医院岗位高于大多数可比国家,但近一半的人力不是临床医务人员。

从床位与人口比例来看,美国每1000人只有2.8张床位,与加拿大和英国相似,但低于意大利的3.2张和韩国的12张。

▲美国更大的问题是医疗设备严重短缺。

美国面临的更大问题是医疗设备的严重短缺。疫情爆发前,全球口罩约有一半来自中国。疫情爆发后,中国对口罩的需求大幅增加,世界上许多国家也囤积了必要的医疗用品;另外,美国事先没有做好大流行的准备,国家很快就面临着设备短缺的问题。

高额的医疗费用更是致命。凯撒家庭基金会调查了2018年美国肺炎和相关并发症的诊断和治疗费用。治疗牙冠疾病不出现并发症估计需要9700美元左右;然而,如果出现严重的并发症,治疗费用可能高达2万美元。这个数额对于那些没有医保的美国人来说是负担不起的,所以即使有患病的嫌疑,他们也可能因为担心无法支付而选择不接受筛查治疗,或者等到情况严重了再就医。

这种情况可能不仅会增加一般公众的感染风险,还会增加严重牙冠疾病的患者数量,使医院的负担更加沉重。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统计,2018年,美国有多达2750万人没有医疗保险,占总人口的8.5%。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民主国家都像美国一样。比如德国的情况就大不相同。德国在疫情初期也经历了严峻的形势,医疗物资短缺,本应运往其他国家的医疗物资被截留。但是德国很快扭转了局面。德国冠病死亡率仅为2%,远低于意大利(13%)和西班牙(10%)。这里面有很多因素。英国肯特大学病毒教授罗斯曼认为,早期诊断是德国低死亡率的关键,因为它可以防止疾病的传播。德国每天可以进行多达10万次病毒测试。

充足的床位是另一个关键因素。德国的人均医院病床比率是世界上最高的之一,在40个经合组织国家中排名第四。德国每千人8张,意大利3.2张。德国医院数量居欧洲第一,约1900家。同时,德国的重症监护室大约有28000张床位。

经济与社会脱节

作为发达的民主国家,为什么美国和德国的情况如此不同?人们从不同的角度讨论了不同国家抗疫绩效的差异,包括不同的抗疫方法、不同的领导能力、不同的治理体系及其能力等。但所有这些解释都忽略了一个结构性因素,即全球化导致的经济社会错位。

在任何一个国家,经济都是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两者相互嵌入,即经济嵌入社会,社会嵌入经济。经济和社会一旦脱钩或脱钩,就会危及社会的存在,产生生命危机。

经济原本是社会的内部组成部分,但自20世纪80年代现代资本主义崛起为全球化以来,西方社会经历了两次重大的经济和社会解纠缠运动。现代资本主义兴起后,经济被视为一个有自己规律的独立领域,社会和政府都无需干预。这是第一波,是一个国家内部经济和社会的脱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历了第二次去嵌入浪潮。由于全球化,这种去嵌入浪潮发生在国际层面,资本在世界各地流动,各国失去了经济主权。这一波全球化也被称为“超级全球化”。

波兰尼在《大转型》中描述了第一波去嵌入。18世纪末和19世纪上半叶发生了两种变化。第一个发生在经济领域。工业体系的迅速扩张改变了商业和工业之间的关系。生产涉及大规模资本投入,生产者不愿意让政府控制投入供给或产出渠道。与这一变化密切相关的第二个变化是经济自由主义的兴起。经济自由主义作为一套意识形态,认为市场具有自我调节的能力,并在此基础上为一系列新的公共政策辩护,促进土地、劳动力和资本之间的市场调节。这就是英国“自由放任”经济学的由来。

波兰尼认为,这种自由放任的经济哲学“在其诞生之初,只是对非官僚方法的偏好...并演变成一种名副其实的信念,即人类的世俗救赎可以通过一个自我调节的市场来实现”。亚当·斯密用“看不见的手”捍卫自由市场,但当他来到马尔萨斯时,他接受了贫困是自然秩序的一部分。

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适者生存”也对经济自由主义产生了巨大影响。毕竟与社会脱钩后,经济已经成为独立的“自然秩序”;因为“自然秩序”是无法改变的,社会必须也只能服从这种“自然秩序”。毫无疑问,这一观点在实践和理论上仍然有许多信徒。在实践领域,美国很多人主张节约比救人更重要;在理论领域,20世纪80年代后的所谓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将自由市场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经济自由主义确实促进了经济发展,但社会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经济自由主义确实促进了经济发展,但社会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这是一个被称为“原始资本主义”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中,人成为资本的奴隶。马克思、雨果和狄更斯的作品对社会的悲剧形象进行了充分的描述和分析。这也是一个动荡的时代。资本主义的不人道导致了欧洲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起。

社会主义运动促进了从原始资本主义到福利资本主义的巨大转变,最终导致了今天人们在欧洲看到的社会民主或民主社会主义。显然,这种转变不是经济和资本发展的产物,而是社会斗争的产物。福利社会兼顾资本和社会的利益。政府通过税收政策向社会提供医疗、教育和公共住房等服务。

全球化的利弊

社会主义起源于欧洲,欧洲尤其是北欧国家也成为社会民主的大本营。德国是最典型的,基本实现了社会与经济的平衡,其经济也被称为“社会市场体系”。美国作为资本主义的大本营,在所有民主国家中对福利社会的抵制最强烈,一直到今天。奥巴马总统期间,他想进行一些欧洲社会主义改革,但特朗普一上任就取消了。

虽然美国也有学习欧洲民主社会主义的声音,实际上也有民主社会主义的需要,但是美国还是一个资本主导的社会,整个制度都是围绕着资本的利益运行的。这可以解释本文前面讨论的德国和美国在抗疫行为上的巨大差异。

应该说,西方福利社会并没有实现经济与社会的相互嵌入,而是解决了两者嵌入所带来的问题,使之达到一种均衡状态。然而,20世纪80年代后几十年的经济全球化在更大程度上导致了经济与社会的脱钩。这一波全球化的主要特征是资本、技术和人才在世界各地的快速和高流量。和前一波一样,支持这一波脱嵌的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

经济与社会在全球层面的割裂导致各国经济主权的丧失。今天,没有一个政府可以宣称拥有经济主权。就像经济和社会脱离了主权国家一样,全球化极大地促进了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配置,从而创造了巨大的财富。

▲疫情指向国际分工带来的生命代价。

结果呢?今天,人们在问:个人在全球化中获得了什么?社会得到了什么?国家得到了什么?答案似乎很明确,就是全球化产生的富人很少,个人一无所获,因为收入和财富的分配越来越不公平;社会一无所获,因为中产阶级越来越小,社会越来越分化;这个国家一无所获,因为它失去了工作和税收。

冠病疫情指向所谓国际分工带来的生命成本。西方发达经济体面临着医用材料短缺的问题。这并不是说这些国家没有生产医用材料的能力,而是不生产。在全球化背景下,发达国家将许多低附加值的生产线或产业链转移到劳动力和土地价格相对低廉、环保要求不高的发展中国家。

在和平时期,国际市场可以正常运行,全球分工每个人都可以受益。但一旦冠病这样的危机来了,各国政府都转向内部需求,所谓的全球市场甚至区域市场就不复存在了。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发达国家面临着物资短缺,无法挽救普通人的生命。

经济和社会可以脱钩,但社会和政治不能脱钩。在民主社会,政治权力来自社会。“一人一票”让政治和社会更加根深蒂固。政府如何解决经济社会错位带来的问题?在全球化条件下,政府没有经济主权,也没有有效的方法来限制资本、技术和人才在世界上的流动。有经济学家提出“世界各国政府联合起来”的观点,但这只是乌托邦,因为很明显,政府不是统一世界的主角,而是分裂世界的主角。

唯一的办法就是改变全球化的方式。当推动全球化的发达国家因为全球化而无法拯救本国人民的生命时,人们必须认真审视和拷问全球化。这就是为什么今天人们如此热烈地讨论全球化的未来。无论这场辩论将导致什么样的政策结果,可以肯定的是,只要一个国家的经济和社会继续脱钩,大规模的生命危机仍将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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