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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国欢 《树大招风》:内地的规则 香港贼王也得低头

导语:除了缅怀黄金时代,香港人的故事还可以怎样叙说?过往的集体记忆,固然能够塑造身份认同感,但这种认同也投向未来,它永远处于持续的产生之中。《树大招风》讲述三大贼王故事本站专稿银河映像的开年新作《树大招风》

除了缅怀黄金时代,香港人的故事还可以怎样叙说?过往的集体记忆,固然能够塑造身份认同感,但这种认同也投向未来,它永远处于持续的产生之中。

杜琪峰在开机仪式上

主权移交结束了殖民时代,人们却忧虑于新时代的到来,这种感伤与贼王们仓促的落幕不谋而合。另一方面,与大事件引发的惊心动魄场面不同,电影更多展现的是日常、琐碎、甚至有些窝囊的贼王经历。

任贤齐饰演的叶国欢,原型为多次在香港持械抢劫的叶继欢

片中,剃着半寸头的叶国欢与销赃者讨价还价时的冷酷与凶狠,在北上操持走私电器生意之后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不断隐忍和唯唯诺诺。甚至,香港市民拍下的1993年弥顿道金行被劫片段,广为流传的AK47街头扫射的“豪举”,居然并不是他本人所为。

林家栋饰演的季正雄,原型为犯下多宗抢劫案和命案的季炳雄

另一位主角,眉头紧锁,略微浮肿的季正雄看上去愁云惨淡,他枪杀三名盘查的警察后不断更换身份,过分谨慎的行事风格让他在最后关头,临时取消了打劫金铺的计划。

陈小春饰演的卓子强,原型为绑架李嘉诚之子的张子强

只有陈小春饰演的卓子强,原型为连续绑架李泽钜、郭炳湘的悍匪张子强,在影片中显得浮夸与潇洒,且怀着孩子气般再下一城的宏愿,他的西装外套颜色也艳丽地从亮橙、玫红到薰衣草紫不断变化,充满了喜剧色彩。

卓子强衣服浮夸多变

电影中频繁出现的金钱和枪支弹药,暗示了在政权过渡时期,即便是声名远扬的大盗,也要面临如何讨生活的难题。尤其是,在普通人看来劫匪们拼了性命抢劫到的必然是巨额财物,但实际上他们真正到手的数额却是缩水严重——销赃之后仅到手两成,叶顶着大盗的威名和痛失一名兄弟的代价,才提至四成。影片预告片中一句话,听起来让人胆战心惊:落咗嚟之后,连饭都唔会俾你吃!

季从广州寻找精壮的“省港旗兵”协助抢劫,叶在中间人点拨下与内地官员周旋,这两种不同的跨境生存路线,展示给观众的是港人北上淘金的艰辛,以及左右为难的本土生活。在电影里,叶国欢为获取营业执照、赎回被扣押的一车电器和自家兄弟,不得不先后与工商、海关、公安不同部门打交道,其应酬过程苦不堪言:拼酒、唱K与桑拿,各种暗示性的打通关节,以及最为神秘的赝品古董花瓶——雅贿名目下的狮子大开口,作为内地官场潜规则,一代枭雄也只得服膺。这不仅让早年叱咤风云的头号通缉犯威风扫地,更展现了香港与内地之间,现代/前现代、规则/人情的紧张二元关系。

叶国欢在内地与官员应酬,苦不堪言

此为其中一种北上征程的生活,而季的故事更多地与香港本地有关。在导演最初的架构中,季从国外回到香港——与许多移民了又再度回流的港人类似——似乎永远失去了安全感。从1986年约2万的出境移民人数,到1992年的7万人,翻了三倍不止。季随身携带着一个A4大小的牛皮信封,从里面倾倒而出的现金由多变少,无论是北上广州寻找合适的“省港旗兵”,还是留宿好友大辉家以便观察金铺地形和附近动态,季付出的金钱不是让中介人连长极为不满,就是自己思忖着又抽回了几张。他对金钱的渴望更体现在打劫之前,金铺对面的赛马会正准备开奖,高达数亿元的奖金数目,与打劫的高风险高成本形成了鲜明对比,他经过几番思索后,取消了劫持的计划。

失去安全感的季正雄

他陷入财务危机,又在面对热钱的诱惑时迷失了方向。林家栋的出演彻底颠覆了贼王的名号,虽然凶狠无情,却受困于营营役役、瞻前顾后的想法。不断更换身份的策略干扰了他对自我的认知,却保证了他的安全,但是,当他接住了卓子强抛出的合作橄榄枝时,亮明身份的举动却直接斩断了他东山再起的幻想。

而卓子强的张狂与孩子气,代表了逝去的光辉岁月,并试图在回归之际延续那种大无畏、敢闯敢拼的劲头。毫无疑问,这是电影中最具“贼王”气质的角色,不论是劫持大富翁长子的辉煌“战绩”,还是囚禁某53岁大亨,在整个惊心动魄的历险中他从不餍足,始终盘算着真正的大事件:用一吨炸药,轰掉那个重要的日子,算不算名垂千古?为了合作之事,他开通热线电话,“三大贼王合作,搞乜都甘劲啦!”卓是自信的,他的自信来自于实打实的巨额赎金,来自于束手无策的香港警察,来自于无数偶然构成的奇迹,以至于我们看到的贼王形象并不怎么真实,因为他充满了激情,就像从来没有失败过一样。最后,在相当偶然的情形下,忙着运走炸药的卓,被内地武警生擒,故事告终。

张狂的卓子强代表了逝去的光辉岁月

两种生活与一种幻想,自然是经过了三位主创反复的讨论与协商,让三种角色相互契合与增色,由此构成一部完整且流畅的长片。将枭雄的事迹生活化的处理,让人们联想到香港社会,尤其是普通市民面对回归时刻的不同反应。香港人身份认同的形成经历了不同时期,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伴随着改革派港督麦理浩推行的改善医疗、教育、公共房屋及社会福利等举措,让他们在“借来的时间,借来的地点”中安定下来。浸淫于传统/现代、中国/西方、殖民/被殖民/民族国家等多元关系的“夹缝”之中,香港人却创造出独特的大众文化及生活方式:香港电影、粤语流行曲、电视剧集、茶餐厅文化等等。但是,这种对本土依恋的自豪感,很大程度却是建立在将大陆他者化,也就是明确划分我们、他们的基础上的,《表姐,你好嘢!》即是一例。季嫌弃内地的帮手愚蠢多话,而叶最终因为香港警察对他内地商人形象的鄙视,而突发杀心。回归引发的忧虑,不仅与香港优越性遭到冲击有关,更有可能意味着失去连接大陆与西方的“中间人”位置。

三大贼王的合作失败,正如香港再创辉煌之难

影片以反高潮的形式戛然而止。也就是说,偶然的意外终止了他们的合作大计,但事实上,我们都明白合作本身的不可能——正如香港试图再创辉煌的渺茫——但片中我们最担忧的某种情况也没有出现,取而代之的却是意料之外的小事故。我想,《树大招风》对真实故事的再次创作,不仅仅是为了缅怀那个黄金时代,也不应该是为了证明自我认同的优越性,反而是应该重新审视:除了殖民、冷战、国族和全球论述,香港人的故事还可以怎样叙说?过往的集体记忆,固然能够塑造身份认同感,但这种认同也投向未来,它永远处于持续的产生之中。

作者简介:莫沉,青年小说家,歌手,现为香港浸会大学博士生,攻读流行音乐与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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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琪峰监制港式警匪片《树大招风》正式预告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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