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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洋 姚洋:千万不要误以为中国冒头的时机已到,去挑世界的大梁

导语:姚洋,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特聘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北京大学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常务院长。姚洋教授的研究领域是中国经济发展和新政治经

姚洋,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特聘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北京大学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常务院长。姚洋教授的研究领域是中国经济发展和新政治经济学。

2020年6月13日,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第35届EMBA论坛暨校长读书俱乐部专题课程上,本文按照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教授的主题进行了分享和组织。

最近,我们都能感受到外部环境的恶化。个人判断,中美新冷战已经形成,美国开始对中国实施技术封锁,美国针对中国的实体名单越来越长。美国已经把中国列为战略竞争对手,竞争在各个领域展开,其中技术领域的竞争相对更深更广。

这对中国经济影响很大,中国的基础科研领域和高科技领域都会受到很大影响。另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中美完全脱钩的可能性不大。

中国应该如何抓住机遇,做出好的应对?

我认为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有人可能会说,拜登在CNN民调中领先特朗普。拜登上台对中国会更好吗?拜登对中国的态度和特朗普不会有太大区别,除了他围攻中国的方式会改变,但这并不意味着外部环境会改善。

过去几年的变化应该是长期的变化,处理这些变化有三个原则:

加快重点领域自主创新。

我们必须更加努力地维护开放和包容的世界创新体系,我们不能将中国与外部世界隔离开来。

我们应该继续努力与美国保持密切的经贸关系,特别是不要主动中断中美经贸关系。

这三点说起来容易,但是会考验我们的智慧和意志。下面,我从中美新冷战、全球化的调整和中国的应对三个方面分享我的观察和理解。

中美关系的五个阶段

首先,有必要回顾一下中美关系的五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70年代,当时的美国总统尼克松于1972年2月访华,中美于1979年正式建交,这是一个接触阶段。中美两国在冷战的巅峰时期走到了一起,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敌人——前苏联。1969年,中苏之间发生了金银岛事件。之后,前苏联非常恼火,想向中国发射原子弹。前苏联在《英国时报》上以笔名发表文章,提出向中国发射原子弹,给中国人一个教训。美国人很快意识到这是前苏联,美国积极与前苏联沟通。如果我们在中国放原子弹,那就意味着第三次世界大战。中国也很紧张,1969年夏天撤离。后来,前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在参加了越南共产党领导人胡志明的葬礼后,在返回苏联的途中停在北京,周恩来总理在机场与他举行了会谈,很好地解决了冲突。中国也意识到美国的干预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通过巴基斯坦的接触,尼克松总统对中国的访问终于得以实现。

第二阶段是从1979年到1989年,在此期间,中美两国进行了密切接触,达成了多方位的合作。一方面,前苏联的共同敌人依然存在;另一方面,中国已经开始了改革开放的新征程。在经济领域,里根总统给了中国更慷慨的待遇。里根在竞选时也说过,一旦当选,他将首先与台湾恢复外交关系,但他真正当选后的第一次重要外交访问是在中国大陆。在军事领域,中美两国也有非常深入的合作。中美两国在文化交流方面也有很多合作,在中国出现了留学热。

第三阶段是1989年到2010年,属于双方理性沟通的时期。1989年后,布什总统向中国派遣了一名国家安全顾问,邓小平表示不会与中国断绝关系。这是西方国家的第一次声明,意义重大。到了90年代,中国才有了进一步改革开放的国际环境。在此期间,中国再次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支持与中国合理发展双边关系的信念是,如果中国被纳入美国维持的体系,中国将越来越像美国。但是,中国有自己的制度和文化。中国拥抱全球化和世界多元价值观,但中国不会成为下一个美国。在此期间,中国对美国的影响表明,2004-2005年存在明显的贸易不平衡,因此美国迫使中国升值。2005-2008年,人民币对美元升值30%,之后因为金融危机人民币停止升值。

第四阶段是2010年以后,美国实施“重返亚太”计划。这个计划因为9/11而延期。当时,奥巴马总统想成为世界总统。他在2009年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并希望中国支持他在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达成协议。由于各种原因,这个计划失败了。2010年,美国外交政策发生重大变化。“重返亚太”后,推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重返亚太”是战略遏制中国,Tpp是经济遏制中国。这一政策一直持续到特朗普上台。

第五阶段是特朗普上台以来,中美进入“新冷战”。特朗普上台后,在2017年正式发布战略报告,将中国定义为战略竞争对手。第二年,他开始打贸易战,然后对中国实施技术封锁。今年因为疫情开始打“舌战”。“口水战”意义重大,美国民众对中国持负面态度的比例从特朗普上台时的40%以上上升到目前的2/3。特朗普不断地谈论中国,对中国横加指责,这将直接影响美国的舆论,甚至影响到理性程度很高的知识界。美国知识分子对中国的态度发生了很大变化。特朗普彻底改变了美国对华政策。

中美新冷战与美苏冷战的差异

中美新冷战和苏联有什么区别?观察者网曾经发表过对美国现实主义战略家约翰·米尔斯海默的采访。他认为中美新冷战和苏联没有太大区别。中美之间虽然有广泛而深入的经贸关系,但经贸关系在军事竞争和地缘政治竞争面前毫无价值,至少远不是决定性因素。回顾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人们会明白经贸关系不能影响两国的地缘政治。

我认为中美新冷战不同于美苏之前的冷战。美苏冷战就是用自己的意识形态打败对方的意识形态,生死攸关。而且竞争是全球性的,全方位的,美苏之间几乎没有经济和人事上的接触。但中美新冷战在意识形态上是一边倒的,因为美国太过强烈地想要宣扬自己的意识形态,而中国不是。双方在这一点上显然不是生死竞争关系。中美之间的竞争不是全方位的,主要集中在地缘政治和技术上,但地缘政治不是全球性的,只在西太平洋。此外,中美两国的经济和人事联系非常深厚。

中美和苏联的相似之处在于,两国的意识形态和价值体系不同,军事竞争和技术竞争都是全面的。

在意识形态方面,有所谓的“华盛顿共识”和“北京共识”。“华盛顿共识”一开始不是这个意思,而是针对80年代拉美的债务危机。西方国家、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债权人形成了所谓的“华盛顿共识”。这个共识要求拉美国家调整经济结构,包括三大点和十个小点。三大要点第一点是稳健的货币财政政策,不能把赤字货币化,乱收税。第二点是私有化。第三点是减少对经济的控制,促进经济自由化。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是华盛顿共识的好学生。

2010年后,“华盛顿共识”严重转变为所谓的“民主政治+自由资本主义”。相应地,出现了所谓的“北京共识”,解释为“威权政府+国家资本主义”。“北京共识”是西方人自己创造的概念,是为了与新的“华盛顿共识”相比较。对此我们要高度警惕,这可能是一些西方人企图抹黑中国的经济成就。意味着中国的经济成就不值一提,这是威权体制下国家资本主义干预的结果,是以牺牲普通民众福利为代价实现的增长。这种增长不应该扩展到其他国家。

我们必须清醒而自信地认识到,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不是因为所谓的国家资本主义,而是因为私营经济的发展。大部分经济增长是由私营经济创造的。自上而下,我们对“56789”的概念有一个共识,即民营经济贡献了中国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市劳动力和就业,90%以上的企业。国企之所以目前能做好,是因为大多是资源型行业,有上游垄断地位,国家和银行的资金支持相对便宜。

我们应该警惕,所谓的威权政府和民主政府之间的二分法存在许多问题。从所谓的个人独裁到民粹主义,中间有一个连续的光谱,有丰富的横向因素。中国在很多方面都有很强的民主成分,是一个混合制。这种简单的二分法是不科学的,但在西方,已经形成了所谓的“华盛顿共识”和“北京共识”的区分。

在疫情爆发期间,这种区别进一步扩大。中国的抗疫分阶段取得成功。武汉关闭后,以相对短暂的痛苦赢得了相对长期的疫情缓解。西方的情绪相当复杂。一开始觉得疫情与他们无关,只属于“落后的中国”。甚至有人说这是黄种人才会有的东西。有一种高于他们的所谓后殖民主义者的傲慢,以及内心的种族主义情绪。中期而言,他们不得不采取与中国相同的措施,首先是在意大利,然后是在纽约。到了后期,他们因为中国做得彻底,成为第一个基本走出疫情,开始恢复经济发展的国家,而西方开始指责中国隐瞒信息,纯属扯淡。

在世界卫生组织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支持总结疫情、抗疫的讲话,前段时间发布了白皮书。追溯疫情,发布白皮书,国家发展研究院也在3月初给出了相关建议。需要注意的是,西方现在对中国模式更加警惕。

在地缘政治上,美国已经回归亚太。这是称王称霸的命运,人类和动物一样,保持自己的领地是动物本能。中国要反抗。美国号称是山顶上的国家,而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文明延续了几千年的大国,也有世界级的野心。从海军和空陆军的快速发展来看,两国的军备差距在不断缩小,所以两国在南海和东海的对抗是完全不可避免的。

更重要的是,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罕见的、积极的、宏大的国际倡议。这也引起了西方的警惕。中国要不要出口自己的车型?中国想扩张,想拥有自己的国际空房间。当然,中国在发展中也存在很多问题,比如规模太大,太硬太软等。所谓“硬”,就是项目太多,贷款太多;“软少”就是产出太少,比如想法和做法,需要调整。

疫情期间,中国向欧洲提供人道主义援助,这是历史上第一次有发展中国家或所谓落后国家向西方文明核心地区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美国担心,欧洲自己也担心这样会造成地缘政治。

中国和美国不太可能在技术上脱钩

20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之一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在2004年发表了最后一篇学术论文,论述了中国技术对美国的负面影响。当时中国的技术没那么先进,所以美国人很少注意到。2010年后,美国开始采取行动,将技术与重返亚太的战略联系起来。

我想解释的是,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变并不是从特朗普开始的。事实上,自奥巴马时代以来,中国一直被指责窃取美国技术。“三一重工事件”和“中兴事件”已经发生到2018年。4月,特朗普推出301调查报告和华为事件,在华实体名单持续增长。最近他又加上了哈工大、北航等理工大学严控科技,再加上对与中国合作的美国大学教师的打压,美国大学与中国的科研合作开始减少。

美国对中国强大霸道的技术封锁会形成两个平行体系吗?回答这个问题要考虑两个因素。

现代技术太复杂,没有一个国家能完全掌握某项技术。比如一部手机至少七八个国家制造,iphone全世界制造。包括5G技术,美国想建立自己的所谓俱乐部或联盟,有很多国家参与,但不一定成功,因为华为在5G技术领域占有很大份额。还有技术标准,大多由龙头企业确定。我们开始用互联网的时候,电脑因为标准问题使用起来特别麻烦,现在标准也逐渐统一了。同样,5G标准也是很多国家的大企业制定的。要注意的是,世界范围的标准不是国家制定的,而是大企业决定的。华为已经达到国际领先水平,不会被忽视。因为这两个因素,美国在技术上与中国完全脱钩是不现实的。起初,美国限制美国企业与华为讨论标准,但现在不得不放弃限制,相反,美国企业可以在华为在场的情况下参与技术标准的制定,因为华为再也不能被忽视了。

第二,美国公司会发挥作用。很多人说中国大而不强。事实上,中国又大又强。巨大的市场自然会形成市场权。高通一半以上的芯片销售在中国。如果不卖给中国,高通也活不下去,因为芯片行业是一个高调的行业。TSMC已经投资了5纳米技术,投资额高达300亿美元。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高通不投资,就会被TSMC甩在后面。高通表示今年将占据中国5G芯片市场90%的份额,高通显然不愿意失去中国市场。就因为这些美国公司意识到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市场,就去游说美国政府,对华为的禁令一拖再拖。这个所谓的禁令并不意味着完全禁止。企业仍然可以向华为申请出口,并获得出口许可证。当然,也有公司申请过但没有获批,比如谷歌。除了美国企业之外,我们还应该考虑其他国家或地区的企业,比如台湾的富士康和TSMC,它们采取两边下注的策略。富士康在美国威斯康星州投资,TSMC在亚利桑那州投资。我觉得他们的投资有点抵押。如果美国拒绝允许他们与华为等中国公司交易,他们在美国的投资可能会停止。荷兰ASML公司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光刻机制造商,也在中国苏州投资。这家公司也有两面下注的意图。

总之,中美冷战局面已经形成,但不会形成两个平行的技术体系。

全球化只是调整,不是退潮

我总结了上一轮全球化的三个特点:

全球经济已经真正一体化。冷战期间,存在东方集团和资本主义阵营,直到1991年后,全球经济才真正一体化。

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改变了世界经济格局。

第三,美国经济的金融化程度正在加深。1999年,美国出台《金融现代化法案》,允许银行混业经营,导致美国金融业爆炸性增长。其实在我看来,美国最大的问题是过度金融化,很多问题都可以归结为华尔街太强大。

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在世界上的经济地位仍在上升。2009年中国GDp只有美国的34%,到2019年将达到美国的68%。这意味着中国经济的名义增长率每年比美国高7.2%。如果以美元计价,平均增长率将超过10%。在财富500强榜单中,2008年只有37家中国企业,2019年有119家,仅比美国少两家。2008年,中国讨论世界500强名单上的企业太少。现在我们在讨论为什么中国企业大而不强,因为中国的顶尖企业都是银行。其实大就是强。能有这么多500强企业,说明中国有实力。中国崛起对美国的影响不仅仅是贸易不平衡,还有就业和技术赶超。中国已经进入人工智能、机器人、移动通信、数字金融等领域的世界第一阵营,与美国处于平等地位,甚至在某些领域超过美国。

中国要认识到,美国的行为并不完全是针对中国的,作为多年的全球领导者,面对的是千变万化的世界格局,也存在空的差距,确实需要调整。多年来,美国为建立和维护世界贸易体系做出了巨大努力。例如,世贸组织规则是由美国制定的,这对世界经济一体化和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意义。美国本身已经成为中国产品的最终需求者和最大的外部需求者。长期以来,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超过了中国对世界的贸易顺差,即中国对除美国以外所有国家的贸易逆差。如今,美国的经济和政治不断两极分化。最高收入群体中1%的财富比率正在上升,超过总财富的30%,而最贫困人口中50%的收入在过去50年中没有大幅增加。政府没有合理的二次分配调整制度或改革,导致美国两极分化。

这也体现在美国大选上。1960年大选中,肯尼迪战胜了代表民主党的尼克松,当时没有规则可循。当民主党代表卡特在1976年赢得选举时,选票主要集中在南部各州。肯尼迪之后,民主党转向支持民权运动,在南方赢得选票。1992年,克林顿赢得大选,民主党赢得西海岸、东海岸和部分中部各州。民主党的权力已经延伸到了两岸。在2008年大选中,民主党代表奥巴马赢得了一些西部和东部的州。虽然特朗普赢得了2016年大选,但是如果全国票数加起来,希拉里赢了。她的失败纯粹是因为美国的选举制度。在美国的选举制度中,只要她赢得了一个州,她就赢得了该州所有的选举人票。希拉里赢得了人口众多的各大州,却输掉了中部各州,这清楚地表明了美国的政治两极分化。东西海岸支持民主党,中部地区大多支持共和党。

在一定程度上,美国的两极分化使得美国没有足够的精力和财力像过去一样为全球经济秩序做出贡献。因此,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在不断地“退团”,但我们不能简单地把美国的“退团”理解为美国在积极放弃自己的世界领导地位,这是错误的。

美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仍然希望保持自己在世界上的强大和领先地位。同时,中国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取代美国成为世界旗手。美国的“退团”只是美国以落后为先的战略调整,目标是让美国在世界上保持更好的地位。美国只是不想从战略角度给世界提供那么多免费服务。将来,各国需要为美国的服务付费。谁不想付钱,谁就必须完全遵守美国的规则。事实上,美国正在通过“退团”的方法,用自己的标准重建新的世界体系。我们不能错误地认为这是美国的衰退,也不能错误地认为中国在世界上领先的时候到了。我们离那个时候很远。

至于全球化的退潮,这是正确的判断吗?我觉得有点夸张。全球化需要调整,这是必然的。美国需要调整,中国也需要。中国太大了,它做的事情对世界的影响越来越大。2019年10月28日,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国际政治经济学教授丹尼·罗德里克(Danny Roderick)和上海纽约大学常务副校长杰弗里·雷蒙作为共同发起人,发布了一项由37名学者签署的倡议,其中包括5名诺贝尔奖获得者和两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大家一致认为全球化需要调整。政策应该分为两部分:一是杜绝以邻为壑的贸易政策,包括限制国内产品出口,如美国对华产品限制、低价倾销、竞争性贬值、补贴跨境并购等。,而损人利己的政策应该停止。另一部分是国内政策可以作为谈判项目。美国要认识到,中国的经济阶段还是需要一定的政府干预的,无论是政府补贴还是国企,都要存在一段时间。中国反过来应该认识到,美国也需要一定的调整空,中国的综合影响给美国造成了很大的困难,需要在地理和时间上进行调整空。

中国需要关键技术的突破

我们应该认识到地域竞争是不可调和的。不管美国总统是谁,都差不多。大国需要一定的战略空,中国也是。因为地域竞争,技术竞争变得不可调和。所谓地域竞争,最后是经济技术竞争。同时,瓦森纳协议是针对某个特定国家的武器禁运协议,所以美国和欧洲对中国的技术封锁很可能会持续下去,所以中国需要新的技术进步措施。

我认为中国的技术竞争有两个目标。一方面要实现关键领域的技术自主,另一方面要在受限环境下争取统一的技术标准,与美国和平竞争。也就是说,美国可以限制中国的技术,但不要吞吞吐吐。如果把比赛比作一场拳击比赛,中美两国应该大方地去拳击场打,而不是在街上随便打。

中国要努力突破的关键技术有哪些?芯片是一个,引擎技术也是一个。

我国发动机技术突破缓慢是由于材料技术的限制,我国材料技术落后的原因是发展时间短。材料里的元素我都知道,但还是做不出来,因为实验需要钱和时间。中国在很多工程领域的落后只能靠时间解决。

未来的世界绝对是芯片的世界。当马斯克把芯片植入大脑时,芯片会越来越小。TSMC是5海里,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其最终目标是实现3 nm和2 nm。一纳米只是百万分之一毫米,已经是原子级了。

在芯片领域,中国企业在设计上已经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比如华为、紫光、寒武纪,但是我们还没有掌握CAD软件。芯片的电路图太复杂,没有CAD软件是做不到的。如果美国拒绝使用,中国就卡住了。

中国的晶圆材料高度依赖进口。幸运的是,它们主要是日本制造的,对中国没有限制。而晶圆加工中有一种“贴颈”技术——光刻机,现在顶尖的光刻机技术被荷兰的阿斯默公司掌握。这项技术是TSMC的天才,他以新的理念突破了激光的80纳米极限。他发现当光通过水时,波长会变短。利用这一原理,激光刀会随着通过激光器的液体变小而变得越来越小。阿斯马尔以前是个小公司,现在打败了日本公司。国内有四家光刻机企业,唯一有希望取得技术突破的是一家上海企业,现在能实现一台22nm光刻机,但还是落后阿斯马尔技术十年,现在5nm。

在芯片处理方面,SMIC是TSMC的团队。有大陆资本,可以达到14纳米。因为买不到光刻机,7纳米暂时无法实现。TSMC已经进入了5纳米时代,相差两代人。如果光刻技术不解决,中国在芯片领域就很难突破。

在芯片封装和测试领域,国内的差距相对较小。

一般来说,中国的芯片在CAD软件和光刻机技术这两个关键环节都是由人控制的,中国可能需要5-8年的时间才能在这两个过程中寻求实质性的突破,摆脱对外界的依赖。

中国必须致力于维护和促进开放包容的全球创新体系

尽管全球化面临巨大阻力,并有死灰复燃的趋势,但我们应积极维护和促进开放包容的全球创新体系。

在国际上,中国应该积极参与世贸组织改革,因为如果美国不这样做,世贸组织就不会持久,中国应该主动帮助重新建立新的规则。如果美国人关心补贴、发展中国家待遇、国企,中国应该可以把这些问题都讲出来。事实上,发展中国家的待遇对中国来说已经没有必要了,也没有太大的实质性好处。这只是名誉问题。为什么不能谈?

同时,在中国,要有效减少政府干预。除了芯片等少数技术路线成熟的行业要有一定的政府资金进入和相关支持外,其他都要交给市场。市场是创新的主体。因为没人知道创新从何而来,没人能知道几十年前的今天的华为。20多年前,互联网兴起的时候,谁能预言马云和马花藤的成功?这些都是从市场上生长出来的。

当今世界很难容忍19世纪的重商主义或国家资本主义,中国必须主动防范这种情况。不要以为你制定的只是中国的国内政策,很多都有世界意义。只要国际社会看到中国政府还在干预行业和企业,就会担心甚至害怕中国的不正当竞争,会怀疑企业背后有政府。华为背后没有政府。任已经小心翼翼地与政府保持了这么多年的距离,但他还是忍不住。大家还是觉得华为和政府有关系。我觉得这主要是因为政府对市场整体干预过多。我们应该让中国企业参与全球竞争,最终走在世界的前列,参与国际标准的制定。

最后,我们不可能在经贸领域与美国保持深度融合。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应该借此机会放弃与美国的第一阶段贸易协定,并告诉美国,由于疫情,中国一直无法执行该协定。我觉得这样的人不是疯了就是傻了。美国想让中国买他们的东西。某种意义上,美国还是想留在中国。这是与美国深度融合的绝佳机会,我们还需要能源、大豆和飞机。不过可以和美国谈一谈,可能因为疫情的原因,很难按原计划在两年内完成,是否可以延长到三到四年。前一段刘鹤副总理和美国贸易谈判代表通了电话,两人发出的信号都表示会谈很好,说明双方还是有默契的。

我的建议是,我们不仅要履行第一阶段的贸易协定,还要积极开展第二轮贸易谈判。因为美方透露的谈判议题是美国希望在WTO进行的,这只是中国参与国际规则制定的一个机会。我们总说美国是国际规则的制定者,我们也应该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如果美国愿意先和中国谈判,然后把谈判结果以世贸组织为模式,做出相应的改变,那不就说明我们参与了国际规则的制定吗?

最后,再次强调:中美两国作为大国,应该致力于形成既竞争又自给自足的合作关系,最大限度地避免陷入热战。一种竞争合作的关系,也就是“竞争+合作”,对中美双方都有利,对全世界都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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