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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三胎的好处和坏处 放开三胎?专家:中国或已掉入“低生育率陷阱”,生育权应交给家庭

导语:10月26日,恒大经济研究院院长任泽平在最新的人口研究报告中表示,“生育政策被人为拖延太久,应该全面放开,鼓励立即生育。建议先放了第三个孩子。”“十四五”计划框架即将公布,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

10月26日,恒大经济研究院院长任泽平在最新的人口研究报告中表示,“生育政策被人为拖延太久,应该全面放开,鼓励立即生育。建议先放了第三个孩子。”

“十四五”计划框架即将公布,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逐步铺开。开三产的提议一出,就在网上引起了热议。“你准备好了吗?”“是不是没钱买房读书教育?”……

10月28日,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人口研究所所长丁金红教授告诉时代财经,“全面开放生育是大势所趋。但是从生育政策的执行情况来看,三胞胎的开放是不需要讨论的。鼓励生育,直接全面开放。”

北京大学国家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苏建教授分析了时代财经。“是今年还是明年预测第三胎的释放还是全面放开。这次人口普查的结果会让决策层尽快做出决定。”

专家普遍认为,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生育意愿大大降低,生活成本高也是直接原因。为此,苏建认为,政府应该给予一定的政策支持,除了设立托儿所、幼儿园外,还可以模仿外国提供医疗和生育补贴。

图片来源:卡通创意

尊重家庭生育意愿

任泽平在他的报告中预测,中国人口将在“十四五”期间陷入负增长,中国总人口将从2050年左右急剧减少。到2100年,中国人口将下降到8亿以下,中国人口占世界的比例将从目前的19%下降到7%。

从2015年10月第二胎政策全面开放到现在才五年。据统计,2016年出生人口达到1786万,为2000年以来最高,但2017年降至1725万,2018年降至1523万,2019年降至1465万。显然,两个孩子的完全自由化将导致生育率低于预期。

“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得太晚,导致60后、70后有些人,虽然想生两个孩子,但年龄已经过了。”《人口与未来网络》主编何亚夫分析了时代财经。自2017年以来,中国出生人口连续三年下降。由于两个孩子出生积累的结束和育龄妇女数量的减少,出生人口很可能在今年和未来几年继续下降。

对于任泽平的倡议,何亚夫认为“现在不仅应该释放第三个孩子,而且应该完全释放婴儿,把生育权交给家庭。”他向时代财经提供了一组数据。2000年人口普查显示中国生育率仅为1.22,2010年人口普查显示中国生育率仅为1.18。「虽然这两次人口普查都有较低年龄组别的漏报因素,但即使漏报率高达20%,实际生育率也不足1.5。如果不出意外,即将到来的2020年人口普查将再次证实,中国已经陷入低生育陷阱。”

在政策路径的具体选择上,丁金宏认为,绝大多数人对生两个孩子是满意的,只有少数人愿意生三四个孩子,所以他建议全面放开生育。“设置行政资源监控是三胞胎还是四胞胎,是浪费行政资源。政策应该越来越简单,而不是越来越复杂。”

对此,苏建也认为“二胎政策实施后,一方面鼓励二胎,一方面限制三胎是不合理的。”

丁金宏认为,全面放开生育的好处在于尊重家庭生育意愿。“如果他们想有一个家庭但有困难,政府或社会可以帮助他们。如果他们不想生,就不要费心去调动和鼓励。”

苏健指出,在过去的计划生育时代,“提高人口素质”总是被提及。但是,质量再高,没有数量也无从谈起,数量还是很重要的。“人力资源本身正在迅速消亡,而且很脆弱。如果一个人训练了几十年,就有突发事件或者意外。所以,为了应付各种事故,仍然需要人数来弥补质量的不足。”

生育意愿降低,应给予政策支持

丁金红不看好完全放生或者放三胞胎的效果。“即使完全开放,人口也不可能大规模爆炸。首先,人的生育能力会下降;第二,母亲生孩子的数量下降了。这两个因素叠加起来,出生人数和出生率肯定会下降。”

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贾从社会发展阶段揭示了出生率下降的必然性。他分析了时代财经。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更加关注个人的生活质量,生育意愿大大降低。这在经历了许多发展阶段的发达国家是一个普遍规律。

“中国新一代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与上一代有很大不同。大部分都不愿意早点多生孩子,甚至选择不生孩子。社会也给了一个非常宽松的环境,使得总生育率远低于世代更替水平。”

苏健也持同样观点。他认为,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改变了中国的生育文化,生活成本高是生育意愿低的最直接原因。

苏健还指出,女性教育水平的提高是社会的进步,但却能抑制生育率。“随着女性教育水平的提高,生孩子的机会成本会更高。职场受影响太大,养孩子要耗费很多精力。以前“男主外,女主内”的优点是女性压力小,缺点是女性没有独立性。现代家庭分工,夫妻双方都上班,但对于女性来说,照顾家庭和孩子的负担并没有减轻。”

苏健还提到,由于晚婚晚育观念的影响,很多老人与晚辈的年龄差距越来越大,老人很难照顾孙子孙女。因此,政府应在配套制度方面下功夫,如设立托儿所、幼儿园等。

“现在北京海淀的孩子一年要花几十万上课外班。比如日本的医学教育补贴,加拿大的“奶金”补贴等等。,政府应该鼓励生育,也应该效仿。”

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儿童被贩卖或攻击的新闻时有报道。苏建认为,“政府应该加大维护社会秩序的力度,增加拐卖儿童的非法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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