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演员张瑞芳 张瑞芳：从名旦到李双双

编辑/任义 撰文/风宗乡

1962年的喜剧电影《李双双》是新中国电影不朽的经典，影片中那个爽直快嘴的“李双双”却由一个出生自大家，解放前就成名的女演员所饰演。她就是张瑞芳，名副其实的新中国电影界最资深的前辈，从抗日战争时期的话剧明星，到新中国的电影明星，她横跨了中国近代史与现代史最重要的节点。张瑞芳不仅仅是一个演员，她更是历史的见证者，是时代的符号。

“话剧名媛”的诞生

张瑞芳是河北保定人，出生于一个军官家庭。张瑞芳的父亲是陆军大学炮科毕业生，官至第一集团军中将炮兵总指挥，后来在北伐途中牺牲。张瑞芳的母亲也是一位非凡的女人，母亲出身乡绅家庭，但没有旧时小姐的娇气与落后思想，张瑞芳的父亲过世后，母亲拒绝接受父亲友人的资助，她说：“不能让儿女背着老爷们的赏赐，一辈子抬不起头来，不能贪图钱财而玷污人格。”随后，29岁的母亲独自一人带着张瑞芳几姐妹到北京，住在北城偏僻、安静的法通寺十号。她鼓励张瑞芳和姐姐读书，教育她们女人只有经济独立了，才能真正的男女平等。除了母亲，张瑞芳的大姐也是一个热血青年，1935年“一二·九”学生运动期间，她们的家成为学联学委们秘密集会的地方。

高中时，张瑞芳开始接触话剧，刚开始是因为好玩，当时正逢国家危亡时刻，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践踏祖国大地，华北危在旦夕，本来考入北京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攻读西洋画专业的张瑞芳与进步学生一起开展抗日救亡运动，走出画室用自己的画笔当匕首，在街头画壁报、宣传画，激励大众抗日救国，她感到单用画笔不足以表达自己的心情，就走上舞台与蓝马等名角儿共演了田汉的名剧《名优之死》，虽是演配角，但那种与观众直接交流的感受使她激动不已，每回在台上演到动情处，听到台下爆发的雷鸣般掌声，她的心就为之一震：“要是像蓝马一样当一名出色的演员该多好！”她记得有一次在军警的层层包围下，演出街头活剧《放下你的鞭子》，由于演员全身心地投入，层层密密的观众沉浸在激昂的爱国热情中，高呼“放下你的鞭子！”那天的情景使张瑞芳终身难忘：演戏实在奥妙无穷，革命文艺有多强的生命力！戏一旦与观众的心灵发出共鸣，就会迸发无穷魅力！“我要演戏！”张瑞芳抱着这个坚定信念参加了党领导的北平学生战地移动剧团，踏上了为之奋斗终身的艺术道路。

跟着大姐张楠参加“北平学生移动剧团”后，张瑞芳随剧团活跃在抗日第一线，大篷车开到哪里，张瑞芳就演到哪里，《放下你的鞭子》《打鬼子去》都是当时十分轰动的剧目。她在陈荒煤编剧的《打鬼子去》中扮演孩子被鬼子杀死而疯了的张大嫂，有一次，由于她演戏太投入，发疯后失去了控制，在奔下场时竟然摔倒，被人扶起来还浑身发抖。张瑞芳后来回忆说：“当时演戏没有什么技巧，只有激情，每一场戏演下来我都会发抖。”

1938年，张瑞芳来到了重庆，参加了余克稷的“怒吼剧团”。在重庆，张瑞芳参演了多部进步话剧，迎来了人生的小高峰。《棠棣之花》是她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此剧借古喻今，现实感强烈，她扮演的酒家女春姑质朴纯情，用诗的语言传达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祖国的挚爱。演出时达到了万人空巷看“棠棣”的盛况，周恩来观看过六七次。《屈原》则是她的成名作。剧中她饰演婵娟，“话剧皇帝”金山饰屈原，白杨饰南后，石羽饰宋玉，堪称“黄金搭档”。演出轰动山城，剧中充沛的爱国激情和饱满的忧患意识激发了观众的抗日热情，当屈原受到陷害徘徊于汨罗江时，婵娟寻到老师与之共同诘问苍天时，当婵娟冒死闯殿，痛斥南后陷害忠良时，当婵娟揭穿南后阴谋，替代屈原喝下毒酒，面对屈原含笑死去时，观众掌声不断，全场呐喊：“还我屈原，还我国土！”“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此剧编剧郭沫若对此场面感动不已，当晚演出后，题诗相赠张瑞芳：“凭空降谪一婵娟，笑貌声容栩栩传。赢得万千儿女泪，如君合在月中眠。”接着，她又出演了曹禺的《北京人》中的愫芳以及巴金的《家》中的瑞珏，都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出色的演技令张瑞芳与秦怡、白杨、舒绣文并称为当时话剧“四大名旦”。

1938年，张瑞芳由杨述介绍入党，刚开始时她是和《新华日报》的总编辑吴克坚“单线联系”，吴克坚再和周恩来联系，但后来，周恩来直接负责和张瑞芳联系，二人之间的友谊持续40年。这一时期，她还与郭沫若、曹禺等当时的大文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一度有“话剧名媛”之称。

从话剧到电影

年轻的张瑞芳心中还有一个电影梦，她读书时就是个影迷，不迷好莱坞专迷左翼电影代表人物孙瑜执导的电影：《大路》《野玫瑰》《小玩意》等，出演这些影片的阮玲玉、王人美、金焰、黎莉莉等也都是她崇拜的明星。她上学时学校的隔壁就是一家电影公司的片场，一放学她就隔着篱笆看拍戏，片场像西洋镜似的变换，一会儿是“贫民窟”，一会儿是“大马路”，一会儿又变成“别墅花园”，有一回她真的看到阮玲玉在乱草堆里拍戏，演的是一个朴实的村妇，身穿蓝底的花布衫，头扎方巾，手拿一只破篮子，那双专注而又水汪汪的眼睛给她留下难忘印象。好几回她梦见自己也在片场拍戏，一会儿演白雪公主，一会儿演富家小姐，一会儿又演穷丫头。拍电影有多神奇，当影星又何等风光，她常常这样想。

而她终于美梦成真，正是在孙瑜的《火的洗礼》中，扮演一名日伪女间谍。首次登上银幕就已经让张瑞芳心中十分澎湃了，再加上是演一个内心活动复杂的反派，张瑞芳觉得兴奋而新鲜。

初来到摄影棚，张瑞芳光化妆就花了好几个小时，化完妆又要对着个冰冷的摄像机表演，周围还有围观的人，还有灯光从四面八方打来，她觉得自己完全进入了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她没有想过拍电影会是这样的，她觉得生疏极了，无从下手。只听孙瑜一声“开始”，她却忘了台词，连拍五遍才算过关。拍到她的高潮戏：向恋人表白“我是汉奸”时，必须即快流泪，可她怎么也流不出来，戏试了几遍都不行，面对一张张陌生而又期盼的脸，不知是焦急还是委屈，突然失声痛哭，这次顺利拍完哭戏。

这出戏拍下来，张瑞芳并没有觉得这是自己引以为傲的处女作，反而因为拍戏时的磕磕撞撞对电影产生了抵触情绪，甚至暗暗下决心，以后都不要拍电影了。

真正让张瑞芳感到电影独特的魅力，是接了《南征北战》这部戏之后。解放后，张瑞芳被调回上海，进入了上海电影制片厂。调前，她在给周恩来的一封信中说：“矛盾了很久的舞台、电影问题，不解决自解决了。”意思是，话剧、电影，对她而言都难以取舍，可外部力量的推动，逼迫着她做了选择。

就这样，她从重庆风尘仆仆地赶到上海。刚到上海，还没来得及坐下喝一口水，张瑞芳便接到通知说要参加《南征北战》的摄制。当时，全国正在进行文艺整风运动，对各领域的文艺作品都有严格把控，电影方面《南征北战》是当时的重点影片。

张瑞芳紧张起来，因为她将要饰演的是《南征北战》里的游击队长赵玉敏。与以往演话剧时的信心满满不同，张瑞芳对这个角色丝毫没有把握，因为她生在军官家庭，长在城里，只会捧剧本，念台词，与劳动二字压根不沾边。张瑞芳害怕自己演不好这个角色。她后来回忆说：“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塑造劳动妇女形象，和过去演的角色完全决裂了。”

于是，她连忙收拾好行装，与同剧组的几名演员一起来到了临沂山区，想融入当地，体验一把生活。她穿上粗布衫，剪了短发，留着乱七八糟的刘海，在临沂一住就是8个月，这8个月里，与乡民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天天在村里串门子，听乡亲们讲当年南征北战时候的鲜活故事，就地取材，甚至和乡里的民兵们学骑马学放枪，希望自己能够作为“赵玉敏”来生活。

她的努力令她一步步贴近这个角色，也更贴近农民。《南征北战》后来放映成功，与张瑞芳后来拍摄的讲述工人故事的《三年》成为她表演生涯中的一个转折点。周恩来在见到她时也说：“我看了你演的《南征北战》和《三年》，你演了一个农民，又演了一个工人，都有点样子了，应当继续努力。”

放开了演《李双双》

张瑞芳真正在电影界大放异彩，是在拍摄了《聂耳》和《李双双》之后。这两部电影将张瑞芳本身的性格与电影角色的性格完美地叠加在一起，所产生的戏剧效果令人咋舌。《聂耳》里的郑雷电一角，是张瑞芳看到剧本之后自己主动要求出演的，因为她觉得郑雷电风驰电掣般的性格简直和自己如出一辙，她渴望出演这个角色，就像渴望借电影镜头宣示出一个真正的自己。而张瑞芳遇上《李双双》，似乎有一种偶然中的必然性。

调到上海前给周总理的那封信里，张瑞芳还提到：“很惭愧我的工作做的太少，多工农兵的打哈哈、思想感情体验太差，对新人物的创造缺少把握，这是我目前最关心、急于下放的原因。”她对于自己脱离群众，脱离基层，其实是自知的。但一部《南征北战》，让张瑞芳走下表演的神坛，开始接触、体验真正的生活，她的表演如同开启了一个新的大门，为她接下《李双双》这部电影做了准备。

张瑞芳接到拍摄《李双双》的通知时，是1962年，正是三年自然灾害最严重的时候，张瑞芳随着剧组到河南林县拍外景，印象最深的是，吃得很艰苦，几乎一天到晚在喝南瓜汤和榨过油后的黄豆渣饼子。

但那时，大跃进的劲头稍微缓了下来，这让担任编剧的李准大胆地把原本赞扬大跃进的设定更改，将叙事的重点放到了李双双和丈夫喜旺的夫妻感情上。他告诉张瑞芳，李双双是一个泼辣、爽直、大方、豁得出去的农村妇女，你演时，就甩开膀子豁出去就行了。张瑞芳是河北保定人，爽快开朗就是她与生俱来的个性，所以她容易吃透角色，容易沉进去。可就在她豁出去表演的时候，导演却又不同意了，说现在这样的情况，太撒得开恐怕会被扣上一个“丑化劳动人民”的帽子。虽然是个喜剧，但也要收得住。结果演出时，张瑞芳只好憋着，她后来想起这段故事时说，“演起来真不爽，真是难受。”倒是在之后拍预告片的时候，当时担任导演助理的吴贻弓支持张瑞芳放开了演，张瑞芳便彻底放开了，那一段李双双又气又恨的捶打喜旺，打了喜旺后又哈哈大笑的片段便是这样才被拍下来的。

影片拍完后，张瑞芳在内的所有剧组成员都惴惴不安。因为害怕现实题材把握不好尺度，那时全国电影厂都不敢碰的现实题材，都纷纷去拍历史题材，《李双双》几乎是当时唯一一部现实题材的影片，大家都害怕一个不留神失了分寸就要挨批了。

果不其然，《李双双》放映之初就被专家批评喜剧不喜，李双双是个“中间人物”。这在当时来说，是个十分令人担忧的信号，张瑞芳真正放下心来是这一年的秋天，周恩来和邓颖超请她来家中吃螃蟹，周恩来见着她的第一句话就是：“今天请你吃螃蟹，因为你拍了《李双双》这部好戏，你的表演也有了新内容。”张瑞芳听完，一下子就泪流满面。

在中国电影史上，“李双双”是女性解放的代表者，是一个接地气的平民英雄，来自河北保定的张瑞芳出演这个角色，两人身上豪爽大度、开朗大方的性格特征堪堪相符。后来，《李双双》席卷全国，并在第二届“大众电影百花奖”一举获得最佳影片、最佳编剧、最佳女演员和最佳配角奖，张瑞芳也凭借《李双双》成为了那一代全国人民心目中的“女神”。

风雨人生路

与张瑞芳尚算一帆风顺的演艺路途相比，她的婚姻却并不那么完美。张瑞芳一生遇到了三个完全不一样的男人：余克稷、金山和严励。

余克稷是张瑞芳的第一任丈夫，比张瑞芳年长，二人的感情是在排演话剧时一点一点积累起来的。这是张瑞芳的第一段婚姻，21岁的她充满了期望。可惜，未来并不如张瑞芳所期望的。余克稷是个十分内敛冷漠的人，不懂得关心人，不知冷暖。张瑞芳的大姐怀了孕马上就要生产，家里没有人照应，张瑞芳又忙着排戏，就交代余克稷照顾一下，谁知余克稷并没有去医院，留大姐一个人在医院生孩子，张瑞芳怄得不行。还有一次是张瑞芳收到小弟去世的消息，伤心欲绝，余克稷却反应平平，一句安慰都没有，这一次张瑞芳彻底伤了心。

张瑞芳和余克稷之间出现问题时，有十里洋场花花公子之称的金山“趁虚而入”。金山是有名的大才子，且相貌出众，浪漫多情，与张瑞芳相识，是在重庆拍郭沫若的话剧《屈原》时，金山饰演屈原，张瑞芳饰演代替屈原喝毒酒而亡的婵娟。可金山风流的名号在外，据说当时的四大名旦，金山全都追过，所以身边人都不赞成张瑞芳与金山有何瓜葛。

听闻金山要打张瑞芳的主意，曹禺和吴道光还专门找金山吃了一顿饭，说瑞芳这个姑娘朴素得很，意思是劝他不要打张瑞芳的主意。但金山这回却是动了真格的，认真得很，痴情到竟把二人来往的书信直接递给了周恩来，希望他批准。周恩来见二人的关系已经如此亲密，只得应允。二人结了婚，证婚的是上海老大杜月笙。金山是杜月笙的关门弟子，这与他地下党的工作有关，但有些做派，生性朴实又耿直的张瑞芳实在是看不惯。后来，生性风流的金山果然耐不住寂寞，不过七八年，这段当时人人称羡的婚姻也走到了尽头。

“炙手可热”的张瑞芳成了孤家寡人。随着组织调动，张瑞芳来到上海，在那里，认识了严励。她对严励，并不像对余克稷和金山一样，有着自主萌发的爱情，两人能够走到一起，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周围人的撮合。严励是一个编剧，却没有文人的酸腐多情，张瑞芳说，他最宝贵的，是给人稳定感。而正是稳定的严励，伴随着她走过了人生剩下的几十年。

除了丈夫，张瑞芳的人生中还有一个人不得不提，那就是周恩来总理。“文革”期间，《李双双》也没能逃脱摧残，被戴上了“阶级斗争熄灭论”“中间人物论”“文艺黑线代表作”的帽子，张瑞芳与郑君里、赵丹等人被打成“牛鬼蛇神”关进少教所的隔离室，在那里度过了暗无天日的三年时间，曾经火遍全中国的张瑞芳成了“边缘人”。

直到1973年4月，周恩来提名张瑞芳参加“中日友协访日代表团”。出发前，张瑞芳把花白的头发染黑，代表团在人民大会堂被接见时，她见到了阔别7年的周恩来。周恩来走到张瑞芳面前，笑着问她：“头发染了？”张瑞芳的眼泪差点落下：“染了。”周恩来说：“再长出来怎么办？”“再染。”这几句简短的对话，是动乱之后，故人之间无波无澜却又饱含关怀的问候。多年之后，金鸡百花电影节颁发终身成就奖给已经89岁的张瑞芳，问她希望谁来给她颁奖时，老人家说：“希望周总理能来颁奖……这样会很感动。”

1982年，张瑞芳主演了电影《泉水叮咚》，演完这部电影后，她说以后不再出山，纵使有剧本找来，她也是拒绝。因为“现在拍戏，都是今天给剧本，明天就要拍，我跟不上了。”

2012年6月28日晚，94岁的张瑞芳在上海离世，如今依然活跃在舞台上的秦怡曾这样回忆张瑞芳最后的日子：“她病了后就对我说，大家都倒下了，就你一人啦，好吧你就代表我们吧！”